作者出使金国被扣。第一首写他流落北方、不能回国的痛苦心情，并把满腔愤恨集中到那些误国殃民的“奸邪”身上，希望把他们消灭干净。第二首写他热爱祖国的真诚，不管金国怎样厚待他，他也宁愿忍受最大的痛苦，甚至牺牲生命而决不变心。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次句“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

南宋高宗初立，迫于军民抗金情绪高涨，起用著名的抗战派李纲为相，似乎要有所作为，但他内心畏敌，只图苟安，并无抗金决心。不久，李纲就被投降派排挤罢相。这首词大概是李纲罢相后写的。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翠华，本是帝王仪仗中以翠鸟羽为饰的旗帜，此处代指皇帝。“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双龙，指徽宗和钦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白衣，没有官职的平民；除恩，指授官；黄阁，汉代丞相听事的门称黄阁，借指宰相。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方，指方叔，周宣王时，曾平定荆蛮反叛；召，指召虎，即召穆公，召公之后。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燕然”，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的。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天表”是对帝王仪容的尊称，也可代表帝王。这里是指徽宗和钦宗，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其爱国激情，百世之后读之，仍令人心激荡不已。

这首词虽也谈到“救民”，但从字面看，贯彻始终的是欲报君恩的思想。似乎只限于忠君。但在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被俘，实际上标志着国家的灭亡。二帝被俘，就标志着北宋的灭亡。而要“奉迎天表”，就必须“横行沙漠”，打败金兵，收复失地。词中的忠君实际上也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

这首《凉州词》与其说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莫不如说更具有史料价值。从诗中“沙州”、“凉州”等地名可以推断，反映的是中唐河湟(今青海)一带的战事。此地本是吐谷浑领地，后来因闹内哄，国王被部下杀死，唐朝一度降服了那里的军队。但凶悍的吐蕃不断侵扰，经过多年的战争，便把这片土地争夺过去。

公元851年一天的夜里，沙州的节度使(又称都护)张义潮乘吐蕃的内乱，率领当地的蕃兵(为唐朝守边的少数民族士兵)一举夺取了凉州，收回了被吐蕃占领的属地，这便是诗中头两句：“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第三句的“黄河九曲今归汉”，颇有自豪的味道，流过九十九道弯的、绵延数千里的黄河终于又回到唐朝(唐代诗人多以“汉”代“唐”)，可是第四句便转出了悲凉：“塞外纵横战血流!”战乱并没有因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而终止，人民依然在流血。这句是指吐蕃内部的纷争，论恐热发动叛乱长达二十余年，据《通鉴》所载：“所过残灭，尸相枕籍”，“杀其壮丁……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由此看来，诗人为祖国军队收复失地而产生的喜悦之情，又为吐蕃人民深受内乱之苦而冲淡。这悲喜情感的起伏，使这首小诗的主题从爱国主义的层次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领域。诗人是爱国的，但他更呼吁把和平和安宁还给各族人民！

这首诗，是反映张义潮收复凉州、吐蕃内乱史实的唯一的一篇作品。

诗首联用《世说新语》中过江诸人的典故，说自己今天再也没想到会和当年过江诸人一样，作楚囚相对，为国家沦丧而伤心，但对挽救国家命运却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诗既表现自己对现状及前景的哀怨愤慨，也因己及人，感叹朝中大臣也都个个束手无策。诗用“真成”、“遂无”加重语气，流露出极大的无奈。

次联由国事的伤感转到自己的处境，在格调上与前保持一致。诗用了两个比喻，一说自己像盘旋绕枝的乌鹊，用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句意，写自己颠沛流离，无处栖托，表示惆怅与不平。一说自己像不会筑巢的鸟儿，用鸠不会营巢的典故，自叹无能，没法为自己谋个安乐窝，对中原沦陷后，由于自己不善逢迎，没人援引，从而生活困难表示不满。两句都用鸟的典故，为诗家忌讳，但曾几因为用得很活，密切自己“寓居吴兴”的感受，所以没有粗疏谫劣之病。

第三联直承首联，写忧国之情。过江诸人对泣新亭，叹神州陆沉，是往事，也是眼前的实事。第一联写了无力挽回国家倾覆的命运，这联直写国家沦亡后的状况。如今江北江南，音讯断绝，成了两个世界，眼前的秋风秋雨，是何等的凄清，自己又怎能长久淹留这里呢？秋风秋雨，既可看作实事，表现自己悲秋的愁闷，也可看作国家的象征，这番萧杀的状况，正同眼前国家面临的局势，怎能不使人忧虑万分、感慨系之呢？这一联格调轻快，在流动婉转中包含沉重的感伤。这样造语，显得情深意长，是曾几诗的特长，也是他最喜欢用的句型，如他在《发宜兴》的第三联也这样写：“观山观水都废食，听风听雨不妨眠。”直接学黄庭坚名句“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次元明韵寄子由》）。由此可见曾几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关系。

尾联宕开一层。国事如此，家事如此，自己又漂泊落魄如此，诗人不由得徘徊低迷，心怀郁郁。想要依靠某个有权势的人，如王粲投靠刘表一样，获得暂时的安定，也是梦想，他放眼遥天，只见到夕阳西下，孤云飘浮，不觉油然而生愁意。“落日孤云”在这里是写景，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他感到自己正像黄昏中飘浮的一朵云彩，不知何处是归宿。这样一结语意双关，余情不尽。

《独漉篇》原为乐府“拂舞歌”五曲之一，古辞以“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仇不报，欲活何为”，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

“独漉水中泥”，“独漉”在今河北，传说它遄急浚深、浊流滚滚，即使在月明之夜，也吞没过许多行人。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述说它“水浊不见月”的污浊，第三句“不见月尚可”，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揭出它“水深行人没”的罪恶。这“独漉”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诗人所愤切斥责的，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并将“河北”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他们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暗了天月，吞噬了无数生灵。

接着由纷乱的时局，转写诗人客中飘泊、报国无门的孤愤。当中原深受罹乱时，诗人正孤身一人，飘泊在东南。眼看着“越鸟南来”、“胡雁北渡？”，诗人心中不胜悲哀：那鸟雁飞归的北方，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我欲弯弓向天射”一句，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射天”奇思。它与“拨剑四顾心茫然”一样，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但弯弓射天，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雁，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失却归路，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眼望月下的树影，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诗人不禁一声长叹：“客无所托，悲与此同”——他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飘荡无主。

自“罗帷舒卷”以下，诗境陡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却还独伫空堂，他究竟在等待着谁？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诗人惊喜中转身，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随着罗帷之开，月光便无声“直入”，正如豪爽的友人，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然而它只是月光的“无心”造访，根本无深意可解。这四句从清风、明月的入室，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思致妙绝。而且以动写静，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衬托得孤寂冷落。

诗人所期待的，就是参与平叛、为国雪耻之用。

“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如同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锈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末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据《幽明录》记，楚文王得一神鹰，带到云梦泽打猎。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鸢毫无兴趣，而竟去攻击九天巨鹏并将之击落。此诗结句所展示的，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而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发出了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声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声音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之中。

此诗共分六节（乐曲的章节），初读起来似乎“解各一意”、互不相属，其实却是“峰断云连”、浑然一体。从时局的动乱，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从独伫空堂的期待，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最后壮心难抑、磅礴直上，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其诗情先借助五、七言长句盘旋、摩荡，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而奇幻峥嵘之思、雄迈悲慨之气，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行路难三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相比，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

前两联是曲江即景。“苑外江头坐不归”，“坐不归”，表明诗人已在江头多时。这个“不”字很有讲究，如用“坐未归”，只反映客观现象，没有回去；“坐不归”，则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意愿，不想回去，可见他心中的情绪。这就为三、四联的述怀作了垫笔。

以下三句，接写坐时所见。“水精宫殿转霏微”，在“宫殿”、“霏微”间，又着一“转”字，突出了景物的变化。这表面上是承“坐不归”而来的：久坐不归，时间已经快到晚上，所以宫殿霏微。但是，下面的描写中，却没有日暮的景象，这就透露了诗人另有笔意。浦起龙《读杜心解》曾将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跟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作过比较，指出：“此处曲江诗，所言皆‘花’、‘鸟’、‘蜻’、‘蝶’。一及宫苑，则云‘巢翡翠’，‘转霏微’，‘云覆’，‘晚静’而已。视前此所咏‘云幕’，‘御厨’，觉盛衰在目，彼此一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宫殿转霏微”所显示的，即是一种虚空寥落的情景，这个“转”字，则有时过境迁的意味。

与此刚好成对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短短一联，形、神、声、色、香俱备。“细逐”、“时兼”四字，极写落花轻盈无声，飞鸟欢跃和鸣，生动而传神。两句衬托出诗人的此时的心绪：久坐江头，空闲无聊，因而才这样留意于花落鸟飞。“桃花细逐杨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以淡笔改三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拟人法改为描写法。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桃花欲共杨花语”显得过于恬适而富有情趣，跟诗人当时仕途失意，懒散无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这一联用“自对格”，两句不仅上下对仗，而且这一句的某些字词也相对。此处“桃”对“杨”，“黄”对“白”。鸟分黄白，这是明点，桃杨之色则是暗点：桃花红而杨花白。这般色彩又随着花的“细逐”和鸟的“兼飞”而呈现出上下飘舞的动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异常绚丽。

风景虽好，却是暮春落花时节。落英缤纷，固然赏心悦目，但也很容易勾起伤春之情，于是三、四联对酒述怀，转写心中的牢骚和愁绪。

先写牢骚：“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纵酒，早就甘愿被人嫌弃；我懒于朝参，的确有违世情。”这是诗人的牢骚话，实际是说：“既然人家嫌弃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参？”正话反说，更显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这里所说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无为之辈，牢骚已经发到了唐肃宗李亨的头上。诗人素以“忠君”为怀，但失望过多的时候，也禁不住口出微辞。以此二句，足见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气。

最后抒发愁绪：“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这一联是说：只因为微官缚身，不能解脱，故而虽老大伤悲，也无可奈何，终未拂衣而去。这里，以“沧洲远”、“未拂衣”，和上联的“纵饮”、“懒朝”形成对照，显示一种欲进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两难境地。杜甫虽然仕途失意，毕生坎坷，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始终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年），他还勉励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希望以国事为己任。可见诗人之所以纵饮懒朝，是因为抱负难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忧愤托于花鸟清樽，正反映出诗人报国无门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