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全词以不是爱风尘为题，诉说自己并不是喜好风尘生活感伤宿命，表达作者无可奈何的心情。

上篇叙述自己并不是贪念风尘。又找不到自己沉沦的根源，无可奈何，只好归因于冥冥不可知的前缘与命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尘误。”首句开门见山，特意声明自己并不是生性喜好风尘生活。封建社会中，妓女被视为冶叶倡条，所谓“行云飞絮共轻狂”，就代表了一般人对她们的看法。作者因事关风化而入狱，自然更被视为生性淫荡的风尘女子了。因此，这句词中有自辩，有自伤，也有不平的怨愤。次句却出语和缓，用不定之词，说自己之所以沦落风尘，是为前生的因缘（即所谓宿命）所致。作者既不认为自己贪恋风尘，又不可能认识使自己沉沦的真正根源，无可奈何，之后只好归之于冥冥不可知的前缘与命运。“似”字似字乍看若不经意若不经意，实耐寻味。它不自觉地反映出作者对“前缘”似信非信，既不得不承认，又有所怀疑的迷惘心理，既自怨自艾，又自伤自怜的复杂感情。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花落花开自有一定的时候，可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司其之神东君来作主，这两句流露出词人借自然现象来喻自身命运。比喻象自己这类歌妓，俯仰随人，不能自主，命运总是操在有权者手中。这是妓女命运的真实写照。春中既有深沉的自伤，也隐含着对主管刑狱的长官岳霖的期望——希望他能成为护花的东君。但话说得很委婉含蓄，祈求之意只于“赖”字中隐隐传出。

下片则承上不能自主命运之意，抒发词人对幸福自由的无限渴望。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下阕承上不能自主命运之意，转写自己在去住问题上的不得自由。去，指由营妓队伍中放出；住，指仍留乐营为妓。离开风尘苦海，自然是她所渴想的，但却迂回其词，用“终须去”这种委婉的语气来表达。意思是说，以色艺事人的生活终究不能长久，将来总有一天须离此而去。言外之意是，既“终须去”，何不早日脱离苦海呢？以严蕊的色艺，解除监禁之后，假如重新为妓，未始不能得到有权者的赏爱，但她实在不愿再过这种生活了，所以用“终须去”来曲折表达离此风尘苦海的愿望。下句“住也如何住”从反面补足此意，说仍旧留下来作营妓简直不能想象如何生活下去。两句一去一住，一正一反，一曲一直，将自己不恋风尘、愿离苦海的愿望表达得既婉转又明确。“去”字集中表了他急切渴望自由的心情。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将山花插满头鬓，过着一般妇女的生活，那就不必问我的归宿了。言外之意是：一般妇女的生活就是自己向往的目标，就是自己的归宿，别的什么都不再考虑了。两句回应篇首“不是爱风尘”清楚地，表明了对俭朴而自由生活的向往，但仍可看出她出语留有余地。“若得”云云，就是承上“总赖东君主”而以祈求口吻出之。

这是一首在长官面前陈述衷曲的词，她在表明自己的意愿时，不能不考虑到特定的场合、对象，采取比较含蓄方式，以期引起对方的同情。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低声下气，而是不卑不亢，婉转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暗示出了作者本人，虽然尚处于倍受冷落的阶段，但他仍坚持着自己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一位身处卑贱但尊重自己人格的风尘女子的一番婉而有骨的自白。

对这首小令，先且不谈背景，直单微欣赏之，别有逸趣。

“”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一树花分二色，确非常见，此花实在别致啊！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曾记严蕊其人及此词：“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与正赏之双缣。”依据这段记载来体味此词，不难体会到这位女词人作这首咏物词的一番蕴意。词显然体现了作者的情感。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别是东风情味的红白桃花，不正是这位色艺冠绝一时的女性自己的写照吗？而含蓄地点明此花乃属桃源之花，不正是她身陷风尘而心自高洁的象征吗？她的《卜算子》词，有“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之句，正可诠释此意。孙麟趾《词迳》云：“人之品格高者，出笔必清。”此词有清气，有新意，正是词人品格的自然流露。尤其这首咏物词中，能巧妙地借助于典故的文化意义，表现词人自己的高洁怀抱，似无寄托，而有寄托，就境界言，可以说是词中的上品。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词的上阙，起笔自然，虽然作者观察事物细致入微，但有几分凄凉：

偶尔轻坠而下的碧绿色梧桐叶，那吐着馥郁清香的桂花，还有水塘中微微凋谢的荷花。楼上的姑娘们，都正忙着在穿针引线，默默地乞求着织女能给自己以智慧和心灵手巧。远望高挂的明月，它那洒下的清辉，正如水一般清澈。

农历七月初七，是汉族传统的节日——七夕节，也称乞巧节。每逢这天的夜晚，相传是天上美丽善良的织女，要与勤劳勇敢的牛郎在鹊桥相会。

穿针人，指的既是天下女子，也包括了自己。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七夕的夜里，大凡世间的女子都会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唐朝诗人祖咏有《七夕》诗曰：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

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词的下阙，句奇意新，那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却隐藏了一个普通女子最为缜密的心思：

姑娘们小盒子里关着的蜘蛛，都已经开始在忙着结网了，唯独不见银河里的喜鹊忙着搭桥。此时的牛郎不肯耕田，织女也没有心思纺织了。他们远隔银河，相互守望。看来，今晚他俩要辜负几千年来人们心中向往的这么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传说了。每逢此际，人间是要经过一年的时间等待。而天上的牛郎织女，人家也不过，仅仅只是才过了一夜的相思罢了。

她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貌美才高，每天的强颜欢笑，逢场作戏，她就似一枝任人攀枝的柳。再说女人美丽的青春和男人所喜好的姿色，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如荷花般凄然凋零。

她也暗自说：只羡鸳鸯不羡仙。

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固然美好，可他们也有寂寞地守望在银河两端的时候。

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这分明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只不过，想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既真实又简单的爱情。

人间爱，天上恋，谁比谁更长久，谁又比谁更浪漫？

这篇赠言主要分两个部分，开头以“大丈夫哪个没有奔走天下、安邦定国的远大志向”总领全文，抒发了作者的远大抱负，拂去了离别的伤感。后面两句话中的“人的一生有多久？刚聚在一起，突然间又要分别，像这样相距遥远，更何况像这样的知己朋友极难遇上”这一句表现出作者的不舍和哀伤。其中“更何况像这样的知己朋友极难遇上”更体现出了“海内存知己”的感觉。当时很快就被“亦复何辞”挥去。表现出作者的豁达，让人读起来不禁有一种轻快潇洒的感觉。

第二段再现了桂林瑰丽的自然风光，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表现了送人的真挚情谊。“与我分手。忘记我还是可以的，怎么能忘掉这美好的山水啊！”这不仅希望好友能记住这美丽的风景，还希望能永远记住他们的友谊。表现出作者感情细腻，非常珍惜这份友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比较能反映出作者的心境。

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提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长门怨》这首乐府旧曲，从它的起因和来历看，就是专门描写和抒发宫怨的作品。刘皂此作也不例外。封建帝王一个人霸占了无数妇女，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大部分人都因为青春虚掷、幸福无望而极端痛苦。出于对这些妇女的同情，出于对不合理的妃嫔制度的不满，宫怨——或者直揭惨状，或者代妇女舒怨洩愤，便成为古代诗人作家常常表现的主题之一。

当然，同是宫怨，诗人所揭示的问题却有多种，表现角度也颇多样，具体方法更是变化无穷。刘皂的《长门怨》共三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这三首的基本手法都是前二句写失宠官人的形状，后二句写失宠宫人的心情，而重点则在后二句。例如，其一云：“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将已断的君恩与不断的泪行作一鲜明对比。其二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感情表达得强烈而明快。这一首作者稍稍弄了点狡狯，前二句写宫人慵懒之态：蝉鬓慵梳，蛾眉不扫，故意制造了一种轻松随便的气氛和“惯承恩”的假象。后两句乃揭出宫人的内心痛苦。她的心事人们未必知道，实际上她是每日以泪洗面，这才使她成了“一面残妆”啊！由于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取得了更佳的艺术效果。

宫怨诗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残忍不合理，这是其价值所在。但这类诗总是把基点放在宫人失宠，望宠以及与得宠者的矛盾上，而往往并不从根本上触动妃嫔制度。这又是其明显的局限性所在。

刘庭琦这一首有名的五绝，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描写木槿树题武进文明府厅的艺术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